曾彦修（曾彦修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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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苏联发生大饥荒鲁迅为何反而赞颂它？

鲁迅曾为“左联”机关刊物《北斗》撰写过几篇文章，其中最重要且有巨大影响力的访谈还是那篇《我们不再受骗了》。《北斗》是曾彦文艺月刊，由丁玲主编。彦修1931年9月创刊，访谈共出八期即停刊了。曾彦鲁迅此文最初发表于1932年5月20日，彦修离它停刊，访谈其实仅差两月。曾彦

鲁迅在这篇文中说：“帝国主义是彦修一定要进攻苏联的。苏联愈弄得好，访谈它们愈急于要进攻，因为它们愈要趋于灭亡。我们被帝国主义及其侍从们真是骗得长久了。”读过了这段话，七十多年后的今天，就是再不谙世事的人们，也已经看到了这真实的世界。当然，我们是绝不能用现在进步了的眼光，来回看过去的历史，因为，当年也许连上帝，也难于看清共产国际所演绎的那一团迷雾似的时代风云。谁也没有先知先觉能预测到当时的苏联，在经过了时间的筛洗后，终于在冷战结束之际崩溃了。当年，法国作家纪德去苏联，前后考察了两次，回法后，他把当时苏联的真相写成了《从苏联归来》一书，但马上遭致苏联以及不明真相的亲苏人士的攻击，特别令纪德痛心的是，以人道主义著称的大作家罗曼·罗兰，也会对纪德施以那么激烈的攻击。(见《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然而，时代的年轮和当时苏联真实的社会现状，却谁也不能抹杀或使之消亡。“历史就是历史，对已经发生的历史，既不能随心增删，更不能任意文饰。”(见陈四益《奇想》)那么1932年的苏联，究竟是怎么一种状况呢?据现已逐渐解密的资料，当时的苏联为了建设工业化强国，为了获取国外机器制造的设备，加紧国内粮食生产，加紧了石油的出口。也就是鲁迅在《我们不再受骗了》一文中说的：苏联“现在的事实怎样?小麦和煤油的输出，不是使世界吃惊了么?”是的，当时苏联的出口，确实使全世界吃惊!因当时“从1928年的出口不到100万公担，突猛增到1932年达到1810万公担，四年之内，提高了将近20倍。”(见曾彦修《天堂往事略》)这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确是举世皆惊的大举措，且是大手笔。但是，为了提高这样的出口生产的高效率，斯大林在国内采用了强制性的农村集体化运动。然而，广大农民对集体化，以及强制性的种粮，却无积极性可言。但为推行这一行动，斯大林却动用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克格勃)这一强权机构，对那些不愿意搞集体化的农民户主，实行了专制政体所惯用的大逮捕方式。他把被管理的农民，当成“制造反革命阴谋、意在阻挠社会主义胜利的阶级敌人”，作为反对当时集体化的敌人而消灭之。当时被消灭的，不仅是富农，还有那些反对集体化的农民，甚至贫民和一些常去教堂作礼拜的人。其实，这种不符合客观实际的运动化生产方式，在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3)即全盘大集体化的那几年里，已显端倪。“将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消灭”(斯大林语)的行动方案，把那些富农给枪决了。至于富农以下的贫下中农如何?这时期在全苏统一实现运动化的生产方式下，他们也只能是“无异于罪犯或奴工服劳役”般地生活着。

于是，1932年至1933年间，一场大饥荒，终于在苏联的大地上发生。

对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饥荒，斯大林的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资料显示，在1933年饥荒时期，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克格勃)执行了两项重要任务。一是由于当时乌克兰一带地区饥馑最为严重(现有资料显示，当时无重大自然灾害)，故首先将饥饿中的乌克兰人，同外界隔绝起来，甚至不让外界往灾区运送粮食，而乌克兰人也不准离开居住地。所有的火车被克格勃占据着，没有特别通行证的人，就被赶下火车，甚至一些乌克兰的国家干部，也未能幸免。在那里人吃人的现象到处发生。有资料说，“仅三十年代初乌克兰就饿死了七百万人!”(见芲耳《切尔诺贝利：他依然没有撤离》，载2011年《随笔》第五期)当年，由于刑法中没有人吃人的惩罚条款，所有吃人的，就被交到克格勃手中，进行惩处。与此同时，克格勃执行的第二个任务，是严密封锁有关饥荒的消息，让饥荒中的人们在与外界密不透风的环境中生活。当然，如此惊天动地的大饥荒，真要全部把它掩饰起来，使外界一无所知，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世上毕竟没有不透风的地方。人们透过层层铁幕，总还是隐隐约约地知道了一点大饥荒的消息。西方的一些刊物上，出现了关于苏联发生大饥荒的报导。

所以，鲁迅在《我们不再受骗了》一文中，也说到这个问题，他说：“因为苏联内是正在建设的途中，外是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许多物品，当然不能充足。”以当时鲁迅的生活与世界之接触，我想，这些苏联讯息源应来自两方面，一是日本资料的传入，另是来自上海左联的通讯和瞿秋白的接触。但是，当时斯大林为了掩盖这一情况，就精心安排外国政要和一些记者前往参观访问。凡参观访问者的消费，均由苏联官方接待，宴会又特殊安排，旅途精心布置，给人的印象是一派欣欣向荣，确是正在走前人从未走过的工业化道路。一些装扮好了的“波将金的村庄”，在外国人还没到来之前，就已经安排得非常妥贴了。然而铁幕总要显马脚，现重读鲁迅的《我们不再受骗了》一文，就可见一斑：“新近我看见一本小册子，是说美国的财政有复兴的希望的，序上说，苏联的购领物品，必须排成长串，现在也无异于从前，仿佛他很为排成长串的人们抱不平，发慈悲一样。这一事，我是相信的。”当年的鲁迅，也因对苏联国内的真实情况不太了解，故发出了对苏联非常善意和理解的声音。

铁幕往往能欺瞒很多人的眼球，使人民陷于文化的孤立，对外界的真实情况，无从知晓。能明察秋毫的鲁迅也不例外。当时，连两任法国总理的爱德华·赫里欧，也被蒙在鼓里，他在乌克兰度过了五天后，也驳斥了资产阶级刊物“关于苏联发生了饥荒，提高工作时间的谎言”。另一个西方人贝尔纳尔·索伊也说：“我在俄罗斯没有看到一个吃不饱的人，不管是老是少。”当时的《 *** 》驻莫斯科记者约尔特·杜兰金，还因为“对俄罗斯作出公正、坦诚的报导”，从而得到了“普利策”奖。他曾说道：“如今所有关于俄罗斯饥荒的报告，若非夸张，就是恶意宣传。”英国阿特里斯·悉德尼·维伯，也在1932年至1933年访问了苏联之后，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认为个别地区“从事破坏的居民”造成了农作物的“欠收”……写到这此，真使人想起了我们的河南作家张一弓，他的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塑造了我国1961年后的大饥荒时期，为救乡亲，甘冒死罪，舍身打开紧锁的粮仓的这一基层干部形象。

你看，当时，在苏联这样一片令世人瞩目的大好的形势下，的确很难怪我们的鲁迅先生也说出了如下的话：“帝国主义和我们，除了它的奴才之外，那一样利害不和我们正相反?我们的痈疽，是它们的宝贝，那么，它们的敌人，当然是我们的朋友了。它们自身正在崩溃下去，无法支持，为挽救自己的末运，便憎恶苏联的向上。谣诼，诅咒，怨恨，无所不至，没有效，终于只得准备动手去打了，一定要灭掉它才睡得着。但我们干什么呢?我们还会再被骗么?”

那么，当时的苏联，在其它方面的情况又是如何呢?鲁迅在他文中曾说到的：“文学家如绥拉菲摩维支，法捷耶夫，革拉特珂夫，绥甫林娜，唆罗诃夫等，不是西欧东亚，无不赞美他们的作品么?关于艺术的事我不大知道，但据乌曼斯基说，一九一九年中，在墨斯科的展览会就二十次，列宁格勒两次，则现在的旺盛，更是可想而知了。然而谣言家是极 *** 而且巧妙的，一到事实证明了他的话是撒谎时，他就躲下，另外又来一批。”但据《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人们已经可以看到不少迫害文化人的材料。如“札米亚丁”，鲁迅编译的苏联短篇小说集《竖琴》里，收了他的一篇《洞窟》。在《竖琴》的后记里，鲁迅称它“是关于‘冻’的一篇好作品”。至于这位作者，鲁迅在后记中这样告诉读者：“现在已经被看作反动的作家，很少有发表作品的机会了。”实际情况远比不让他发表作品更要严重得多。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解密的苏联档案，在1922年7月的一份《拟驱逐的知识分子人员名单》(档案号№：07315)中有这样一条：“札米亚丁·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已逮捕，驱逐推迟至有专门指示——捷尔任斯基同志的委员会，今年8月31日决定。”这样的秘密档案，当年鲁迅当然无从看到。(见朱正《重读鲁迅》)而札米亚丁，却已在1931年流亡国外。1937年3月10日，客死巴黎。

鲁迅的一生，始终是自觉地站在穷人、弱者、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一边，这应该说是一种“同情弱势群体”的最优秀的品质。但由于当时受通讯条件所限，无法读到真实的资料，当然，更无法看到苏联的一些档案，加之整个共产国际大形势的背景下，鲁迅的确无法获知苏联国内真实的情况，但是，他毕竟曾被当年一个强大的斯大林专制政体所“忽悠”了。今日，距1932年5月20日鲁迅发表此文时，已有八十年了;弹指一挥间，世界和中国，于此期间，发生了多么重大的变化，斯大林及其苏联这个名词，也早成为了过往的历史。但是，今人若站在二十一世纪的视野看去，强大的忽悠者，实在是不应如此去蒙蔽人民大众的眼睛，特别是一个有血性的、被大家所热爱的中国文学家的眼睛的。当然，鲁迅思想的那种复杂性，无论从客体乃或主体论之，1932年的世界与苏联发生的一切，如若我们重新回眸这段历史，或多或少能为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研究现代问题，提供些许线索。

《曾彦修访谈录》作者: 曾彦修 / 李晋西

。。ISBN: 9787020156498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口述实录。曾彦修讲述了大半个世纪以来自己的经历：幼年在故乡四川宜宾的家族往事；等等。极具史料价值。在个人经历之外，对重要问题有理性的背景分析和独 特见解，对相关领导人物有亲身接触的直觉感受，是一部颇有分量的、引人思考的书。

。。作者简介 。。

曾彦修（1919-2015），四川宜宾人

李晋西，作家。1986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小说集《宇宙耳》、《月亮飞逝的梦幻》，长篇童话《红鼻子》、《一个精灵的自述》、《一个精灵与三个女孩》，短篇童话集《飞翔的展览馆》、《魔法马戏团》等。出版口述历史作品有《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生正逢时——屠岸自述》《大馆奴——樊建川的记忆与梦想》等。

。。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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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知识分子痛苦、不屈、希望的心。援引腰封上的话，配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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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实的还原了曾彦修先生亲历的一生，近代口述史学的佳作。从执着离家的白马少年，到未能下跪母上耿耿于怀的耄耋老人，斯人已逝，其间心路坎坷让读者不胜唏嘘。或许有人读出的是近代史的细节，而我更看重的是生命的无常——守住良心，谈何容易。愿以自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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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还有一些人在为这个运动极力辩护，说这个运动只是扩大化了，还是正确的。根本不是扩大化的问题，而是无中生有的问题。谁都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包括那些现在硬着头皮伪造历史的人，其实他们心里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却硬要这么写。

曾彦修是何许人也？

你好，他是熟悉的老前辈。作为报人，他是南方日报社第一任社长。广州解放后，他以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身份担任此职务数年。1919年出生于四川宜宾，19岁投奔延安，先后就读陕北公学和马列学院，毕业后在中共中央政研室和中宣部工作，然后南下，是“三八式”老革命。作为出版人，他在“反右”前和“文革”后，担任人民出版社负责人和总编辑，是出版界广受尊敬的前辈。上世纪80年代起他主编了《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文卷》、《当代杂文选粹》等丛书；作为作家，他笔名“严秀”，其杂文集《牵牛花蔓》获全国1995年-1996年优秀散文杂文荣誉奖。

1986年春，我刚从政府机关跳槽到武汉晚报编副刊和评论专栏，领导派我到位于徐州的中国矿业学院参加全国杂文编辑和作者培训班，由他和《求是》杂志的牧惠先生主讲。我印象最深的是，曾老很认真，他是有打印讲稿的；此外，就是他引毛主席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按语，诙谐地说写杂文就是要“窥测时机，以求一逞” 平时多思考积累观点，等到有合适的政治时机就表达出来。

前年进京，北京朋友带我到曾老家看望他。其时，他已九十有三，除了听力不太好，仍然很健谈，记忆力显然不错。写完研究前苏联的随笔集《天堂往事》，“人民社”印出来了，却暂不能公开发行，老人家并不气馁，打算还写些回忆文章 今年6月上市的这本《平生六记》（北京生活书店版），应该就是其成果了。这可是一个95岁高龄的老人自己一笔一画写出来的！

记得1995年我从湖北调到广东工作之前，曾老从四川探亲访友返京途经武汉，他去看望武汉杂文界前辈陈泽群老师，餐叙时我也在座。他说，自己少小离家一直没有回四川，七十多岁来日不多了，这回算是“辞乡之行”。我听了心里不免感觉有几分酸楚。我知道，曾老投奔革命少不了要吃苦；革命胜利后于1957年成为“右派”，到1979年平反，虽非“极右”免遭逮捕，沦为“黑五类”的日子自然也不会好过。何况，他有严重的关节炎，1960年代就步履艰难，要用拐杖了。

出乎意料的是，他的身体竟然这么经磨，健康状况是超常的良好！

请教他有什么养生秘诀，答曰没有。那他是凭什么有这种福分呢？

我不禁想到《论语》上的名言“知者乐，仁者寿”。《礼记 中庸》也曾引孔子的话说：“故大德 必得其寿。”这些话是有道理的。一个人，宅心仁厚，无妒害之意，不搞阴谋诡计伤神，“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既心平气和，又俯仰无愧，那是最好的养生之道。

早就听杂文界和出版界的前辈传说，曾彦修的右派是自动报名的。这回在《平生六记》里得到了证实。曾老在本书的“前记”里说，“我从未对任何人说过1957年我划 右派 一字。此事，除了人民出版社（反右）五人（领导）小组等知道外，其余在社会上确无一人知道任何东西。因此我就一直不说，因为说了也无人相信。”这确实不同寻常。须知，曾彦修不仅是延安时代的老革命，还是人民出版社“反右五人领导小组”的组长，单位的“反右”动员报告都是他在作，“右派”名单也要经他之手上报。那时节，不为自保而攀咬别人，作为领导者尽量保护部下就算好人了。

现在之所以写出来，他说，是因为2012年10月出版的人民出版社著名出版人戴文葆先生的纪念册《光辉曲折的编辑生涯》里，有老同志殷国秀的文章提到了此事。其实，人民出版社内外早有人传开了，多年前，牧惠先生在世时我就听他动情地讲过。

曾彦修为什么会成为“黑状元” 党内第一个被揪出来的右派呢？1957年7月13日的《人民日报》头版报道，正题是《曾彦修蜕化变质了》，引题是《党内也有右派分子》。这个引题揭示了“上边”划他“右派”的政治目的，由此可以向党内知识分子开刀。

曾老现在书中分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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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这是一部口述实录。曾彦修讲述了大半个世纪以来自己的经历：幼年在故乡四川宜宾的家族往事；三十年代初在延安马列学院所受的教育，跟随张闻天到晋西北调查，亲历延安整风；解放后调北京任人民出版社社长，五十年代被打成“右派”；文革结束后调回人民社等等。极具史料价值。在个人经历之外，对重要问题有理性的背景分析和独 特见解，对相关领导人物有亲身接触的直觉感受，是一部颇有分量的、引人思考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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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微觉此生未整人

作者：曾彦修

豆瓣评分：9.4

出版社：天地图书

出版年份：2011-8

页数：512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位中共老文化人的口述回忆录，由中国社科院的学者整理而成，并经口述者曾彦修先生修订付梓。

曾彦修先生今年已是九十二岁的老人。早年投奔延安，即在中共的宣传文化系统工作。这本回忆录真实地记载了他的曲折、坎坷的人生经历，也是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时代的大潮流中载沉载浮的一个典型。

作者简介：

曾彦修，一九一九年六月生於四川省宜宾市。一九三五年冬在重庆北碚兼善中学毕业，一九三六年在重庆北碚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做练习生。一九三七年入成都联中高中读书。抗日战争爆发後奔赴延安。一九三八年一月先在陕北公学学习，三月参加中国共产党。不久进延安马列学院第一班学习，後留院工作。一九四一年六月调延安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一九四二年初至一九四三年夏，在陕北及晋西北做农村调查。一九四四年四月起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直到一九四九年秋南下广东。五十年代初，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并先後兼任广州《南方日报》社长总编辑、广东人民出版社社长、广京省教育厅厅长等。一九五四年调北京，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主持工作。一九五七年划为「右派」。一九七九年再度主管人民出版社，任总编辑、社长。在工作中，较重视学术情报，提倡约请本国专家学者撰写著作。特别尊敬有真才实学的编辑和专家。他业馀也写写杂文，用「严秀」笔名发表过一些杂文作品，如〈论睁眼看世界〉、〈从「孟德新书」失传说起〉、〈九斤老太论〉、〈论「歌德派」〉等篇。

曾彦修的介绍就聊到这里吧，感谢你花时间阅读本站内容，更多关于曾彦修访谈录、曾彦修的信息别忘了在本站进行查找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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